中国最孤独的大使：一个人带着一条狗坚守三年，改善生活靠挖野菜他一个人去了一个连菜市场都没有的国家，三年时间，唯一的同伴是一条狗，建馆、办事、救人、护使馆，他亲手做完。
1990年2月28日，一艘破旧的客船在白色的珊瑚沙滩旁缓缓靠岸。从船上下来的吴钟华，手里提着两个陈旧的行李箱，箱子里除了一套洗得发白的中山装、几本厚重的外交部条例，就是一些常备的消炎药。
他推了推鼻梁上落了沙尘的眼镜，看着眼前这片只有椰子树、铁皮屋和一望无际碧蓝海水的荒凉岛国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鱼腥味和腐烂椰子的焦糊气。
“吴钟华同志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驻基里巴斯使馆的筹备人、临时代办。在新的馆员派出前，你要独自坚守。”
出发前，外交部领导的嘱托犹在耳畔。吴钟华知道自己即将面临困难，但他没有想到，自己在这座孤岛上一待就是三年，成了中国外交史上“最孤独的大使”。
没有副手，没有秘书，没有司机，甚至没有厨师。
在一间租来的旧木屋里，吴钟华用柴油发电机勉强维持着每天几小时的供电。木屋的地板缝隙里漏着沙子，海风一刮，桌上的外交文件便满屋飞舞。
为了让这间木屋看起来像个庄严的“中国大使馆”，他找来一块废弃的木板，用砍刀和钉子，手心磨出了一个个血泡，一点点凿出了“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基里巴斯共和国大使馆”几个汉字。
开馆仪式前夜，因为找不到缝纫机，他借着昏暗的煤油灯，用一根细针，连夜缝制中基建交的横幅。因为极度疲惫，针尖狠狠地扎进了他的手指，一滴鲜血洇开，正好落在了“中国”两个大字的旁边。
在这座最不发达的岛国上，物资极度匮乏。淡水只能靠接铁桶里的雨水沉淀，喝进嘴里，有一股铁锈和椰树花的混合苦味。
蔬菜水果更是罕见的奢侈品，为了活下去，吴钟华只能像当地人一样，去野地里采摘一种名为“pandanus”的苦涩树叶煮汤，以此来补充严重缺乏的维生素。
长期营养不良，让他的体重骤降至不足50公斤，牙龈大面积溃疡出血。
但他最难熬的，不是饥饿和疾病，而是那深入骨髓的孤独。
全岛只有他一个中国人。每天傍晚，当柴油发电机熄灭，四周陷入死一般的黑暗，唯有海浪声震耳欲聋。他只能打开一台老旧的磁带录音机，一遍遍听着从国内带出来的京剧片段，在异国的冷月下，自言自语。
直到有一天，一只浑身脏兮兮、缺了半只耳朵的流浪狗，摇着尾巴溜进了使馆的院子。
吴钟华给它取名“金娃”。从那天起，“金娃”成了他唯一的战友。吴钟华甚至训练它看管使馆，一旦有陌生人靠近，“金娃”便会大声吠叫，但只要一看到那面在简易水管旗杆上飘扬的五星红旗，它就会温顺地趴在吴钟华脚边。
1992年，一封来自国内的家书，辗转数月终于送到了吴钟华的手中。
拆开信封，只有短短几行字：父亲已于数月前病逝。
那一夜，这个在疟疾高烧中都没掉过一滴眼泪的汉子，面朝西北方向，在冰冷的沙滩上重重地跪了下去。
他对着祖国的方向磕了三个头，汹涌的泪水顺着黝黑、深陷的脸颊滑落，淹没在海浪的怒吼声中。忠孝难两全，他守住了国家的国格，却终究没能送父亲最后一程。
在基里巴斯的三年里，吴钟华用自行车当座驾，车篮里装着糖果和常备药，走遍了塔拉瓦的每一个村落，教当地的孩子写汉字。
基里巴斯总统塔巴依首次来访时，看着这个只有一个人的使馆，和桌上用罐头、饼干拼凑出来的国宴，总统夫人红了眼眶，拉着吴钟华的手问：“中国人都像你这么能干、这么坚韧吗？”
吴钟华只是平静地笑了笑：“因为我背后，站着一个伟大的祖国。”
1992年底，离任的命令下达。吴钟华在交接清册上，连一根铁钉、一页信纸都登记造册。
当他提着行李箱再次走上码头时，身后传来了急促的狗吠声。“金娃”挣脱了锁链，发疯般地穿过沙滩，扑到了他的脚边，用头死死抵着他的裤脚。
那一刻，风吹过椰林，五星红旗在简易旗杆上猎猎作响。吴钟华蹲下身，紧紧抱住这个陪伴了自己无数个孤寂深夜的生灵，终于泪流满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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